共同富裕观点和看法6篇共同富裕观点和看法 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建立公有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可以凭借着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榨取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共同富裕观点和看法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共同富裕观点和看法
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建立公有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可以凭借着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榨取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5这样一种对工人极为不利的局面共同富裕及其实现路径
摘要：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究其根源，就在于共同富裕不符合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因而其难以随市场经济而自动实现。为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我们就必须要利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克服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为此，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发挥税的真正功能，促进社会平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调整精神奖励的评选标准。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要求。继而，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来落实这一目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标虽然在很短的历史时期中迅速完成，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却迟迟不能够自动实现”[1]。社会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对此，笔者试分析其中的原委，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要探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就必须先对其内涵进行一番考察。对于它的内涵，我们可以首先判断的，就是它肯定不是富的极富，穷的极穷这样一种贫富极端分化的现象。邓小平曾这样说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2]110111显而易见，共同富裕是与两极分化格格不入的。对于前者，邓小平是极力推进其在我国的实现和落实；对于后者，邓小平是坚决予以反对的。他告诫道：“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3]有鉴于此，我们就要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另外，共同富裕也决非平均富裕。这是因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2]155。因此，共同富裕只能是一部分有才能的人和一些在地理环境、人文素质等有优势的地区先富起来，再由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带动其他人和其它地区也逐步走向富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绝不能要求全国人民整齐划一和步调完全相同地富起来。这才是真正符合邓小平关于“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4]这段讲话精神的做法。由此可见，所谓共同富裕，既非平均主义，亦非收入差距拉大，它是一种既体现差距又体现均衡性的富裕观。有差距，以便对先进分子以物质激励，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均衡发展则体现社会公平，以免形成阶级分化，影响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二、市场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消极影响自党的十四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经济在市场化的作用下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了一些，生活先好了起来，即先富了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经济对共同富裕有积极的意义。不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尽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它也可能是引起社会两极分化的前奏。从我国的实践结果来看，市场经济在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使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客观趋势并非共同富裕，而是两极分化。市场经济之所以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源就在于市场经济是一种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社
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的基本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它会产生如下三个作用：
首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社会资源能实现优化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方面能促进社会的生产和实现资源的节约，另一方面却会使劳动力出现富余。原来十个人干的活，在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后，也许只要两个人就可以干完，于是，另外的八个人就会成为过剩人口而面临下岗或失业的风险。如此一来，原本收入相似的工人之间出现了有的有收入，有的没有收入这样一种落差，长此以往，在岗的工人和下岗或失业的工人之间就很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
其次，价值规律会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价值规律的这种刺激作用无疑会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不同的生产者对这种刺激的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是参差不齐的。那些反应快，能力强的生产者由于有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从而会不断做大做强，快速致富；而反应慢，能力弱的生产者则可能被前者击垮，面临破产倒闭的境地。显然，其结果也是两极分化而非共同富裕。
最后，价值规律还有优胜劣汰的功能。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包容所有的人，必然有一部分人留在市场而另一部分人要被市场所淘汰，而去留的判定标准，就是看谁是优者谁是劣者，即优胜劣汰。通过市场不断地优胜劣汰，只有极少数人作为优者胜出，而大多数人作为劣者而被市场淘汰，从而在财富上形成两极分化的局面。
总之，市场经济的本性是实现优胜劣汰，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形成两极分化的局面，这是与我们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的。因此，市场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是有着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的。
三、利用政府干预实现共同富裕正如前文所述，市场经济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是有消极影响的，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消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共同富裕的负面影响。第一，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消除社会中的某些人利用私有的生产资料榨取工人劳动成果的可能。而解决之道，就是要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而使收入差距主要源自于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的差异。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建立公有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可以凭借着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榨取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5]这样一种对工人极为不利的局面。这种局面最终必将演变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果。所以，邓小平认为，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一样，是社会主义要坚持的根本原则。第二，发挥税的真正功能。尽管我们认识到公有制的重要性，但囿于现实的考量，我们只要求公有制占主体，而且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资料并不是平等地对全国人民开放的，这就导致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占有了生产资料，并以有偿的方式参与社会生产，由此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有一部分被其侵占。如果说，被侵占的部分在整个劳动成果中的比重较小，这作为权宜之计倒尚可接受。但现实是，从整个社会来看，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资本回报比重却节节上扬。这种资本性质的所得大于劳动所得的现状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可见，公有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日渐式微，因而出现“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1]结果也就不难理解。而这种结果的出现，也确证了我国当前的所有制形式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尚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加紧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通过完善税收政策，以求达到变“劫贫济富”为“劫富济贫”，以填平收入差距的巨大鸿沟，实现共同富裕。因为“财富既有个人基础，也有社会基础”[7]94，富人获取的财富并非全部来自个人的努力，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社会的配合和保护，因
此，“为社会争取财富中来源于社会的部分，或者说得更透彻些，一切不来源于个人努力的东西”[7]102，这正是税的真正功能。“当基于这些原则的税被用来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健康的生存条件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决不是把甲的东西剥夺来送给乙”[7]102。因此，为了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富裕，也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通过税收进行“劫富济贫”并不违背社会正义。
第三，要积极维护和促进社会平等。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平等包涵经济平等、政治平等与教育平等这三个层面。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三方面作出努力。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平等，就必须坚持和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的收入分配政策，进而有效地和全面地维护好劳动者的合法利益，科学地协调劳资关系。为促进我国的政治平等，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也就是要使广大劳动者拥有真实的利益代表，充分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为此，我们必须完善以农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他们的合法利益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为促进我国的教育平等，我们在分配现有的教育资源时，必须完善弱势人群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援助制度，给予贫困人口和落后地区更多的照顾，通过教育扶贫、智力脱贫这个根本之策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各级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坚持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总量，确保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比例4%的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突出问题。在我国财政收入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发行教育彩票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案。
第四，要积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8]279。在我国经济日益市场化的今天，失去了工作就意味着陷入贫困的境地，从而拉大了他们与有工作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当前，我国的很多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之所以长期陷于贫困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口和地区缺少充分和良好的就业机会。为了增加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一方面是要在贫困地区大力支持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实践技能；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政策优惠引导各行各业投资于这些地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当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也可给当地有特殊技能的人提供便捷优惠的贷款，鼓励他们自主创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及个人和家庭的贫困状态，走向富裕。
第五，要调整精神奖励的评选标准。即便贯彻落实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维护了社会平等，人们还是会因为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的差异而形成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尽管可以通过税收调节而得到部分改善，但是造原子弹的专家和卖茶叶蛋的普通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仍有可能相当之大。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对二者的收入进行调节。在不损害先进分子劳动积极性从而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调节的主要方式就唯有用精神来调节物质。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9]中曾提到人具有一种本能，他将这种本能称为慈悲或怜悯，正是这种本能，使我们常常“因为他人的悲痛而悲伤”，对“别人的幸福感同身受”，尽管我们“从他人的幸福中除了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而“感到高兴”是符合功利主义者边沁所说的人都具有促进自己的利益、快乐、幸福和防止自己遭受损害、痛苦或不幸的倾向的。因此，不管这种收益能不能归属于私利范畴，但却可以根据人性的这一普遍价值观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即我们可以通过给予那些因带动他人致富者以精神奖励，让其“感到高兴”，从而使其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快乐和享受。
当然，精神奖励作为一种激励方式，我国一直在使用。但是，使用的结果往往是促进了效率却损害了公平。比如现今在我国劳动模范的评选，最终获得这一光荣称号的，不是劳动质量高的人，就是劳动时间长的人。这些人本身根据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在物质上已相比他人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按照这种激励方式，他在精神上也因此获得更多。这就导致了社会上的少数成员能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而大部分成员却是物质和精神的双匮乏这样一种结果。这不但是物质上的两极分化，而且还是精神上的两极分化，而且同一人在物质和精神上
均处在同一极，这就比单一的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更可怕，更不公平。显然，这样一种精神奖励无益于共同富裕，是必须加以纠正的。而纠正的办法，就是变换精神奖励的评选方法，即变个人自己所取得经济成就的多寡转为个人对他人经济状况的改善所作贡献的大小。就劳动模范的评选而言，一定要体现出模范的精神，即他以自己为模版，让其身边的人也获得了像他那样的劳动优势，提高了他人的劳动水平与技能，并带动他们劳动致富，从而达到水涨船高的效果，较好地体现了效率和公平双赢的原则。当然，劳动模范这样去做时，可能会对自己的致富程度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能得劳动模范这一光荣称号是值得高兴的事，因而他还是会有动力去这么做。于是，在先富成员的带领下，后富成员也会逐渐富裕起来，从而，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难实现。同样，对于致富能手的评选，也不应像时下所做的那样以某些成员个人或家庭的财富拥有量为标准，而是要以让多少人实现了多大程度的富裕为准绳。因此，其中的“富”，不是指个人多有财富，而是指有多少人在他的带动下实现了脱贫致富，以及富裕到什么程度。
总之，既然“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8]291，而共同富裕本身又是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在经济方面联合行动的表现和追求，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获得精神奖励的标准也应以联合行动的结果为标准，而不应该只看个人的指标。我们说先富带动后富，其中的“带”的实现条件和动力所在就在于，要想获得精神奖励，就必须带动他人，并且还要看带的效果如何。唯有如此，先富起来的人才有可能放慢致富的脚步，停下来帮助致富道路上的落后者，从而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篇二：共同富裕观点和看法
4同志这里所说的有把握是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来阐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时期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和继承马列主义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提炼更加简洁明确地作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新概括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摘要：共同富裕理论如同一条红线，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贯穿起来，一脉相承，最终得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高度一致的结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经典论述；本质属性；完整内涵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就曾高度概括过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将“实现共同富裕”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的经济目标。今天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变革，在给国家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群体性的矛盾日渐凸现，表明当代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矛盾多发的时期，普惠性的改革已经让位于利益分配的改革。其中，贫富差距问题和分配机制不合理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和尖锐。一、“共同富裕”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
创造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一切善良的人们的美好愿望，更是一切有识之士和进步力量不懈追求的目标。人们憧憬在这种“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里，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到人类改造自然后创造出来的共有的充盈和富足；人人享有机会上的平等和经济地位上的尊严，个人的存在需要、关系需要和发展需要均得到充分的满足，人与人之间少一些由于私欲和个人占有带来的尔虞我诈，多一些彼此关爱和温馨；人们不再需要为衣食温饱等较为低级的存在需要而奔劳，可以在充裕的物质基础的支持下为人的全面发展多作考虑。
然而，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多数人由于财富创造能力的不足而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只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梦想。
当人类社会进入了生产力逐步发展提高的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制度主张的是私有制“至高无上”的天条和制约于社会体制的质的规定性，必然导致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资本家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无产阶级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1］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其他一切阶级社会形态的前提
下，社会制度造就要么是“共同贫困”，要么是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事实的社会的必然，因而“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和追求是根本不可能在这些制度下实现的。这种“不可能性”首先缘于社会制度“质”的规定性；其次，是在此“质”的规定性指导下国家公共权力对收入分配干预意识和能力的制度的局限性。
而源自英国人莫尔1516年构想的“经济空前繁荣、财产社会共享、人人参与劳动和按需分配”的乌托邦开创了人类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经过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不断补充和完善，空想社会主义使世界各国民众朦胧地看到了在一个美好的社会制度中实现世代所期望的“共同富裕”的希望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空想社会主义仅仅将这些美好的构想停留在寄希望于人们自觉地唤醒内心“理性”的基础上，凭空幻想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社会，因而，“共同富裕”的追求在空想社会主义这里必然只能成为永驻善良人们脑海中的一幅永远无法兑现的海市蜃楼。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科学社会主义经过理论和实践两次飞跃后，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的剖析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的不可调和矛盾的关系中真正找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途经，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并进一步变成了现实和多国实践。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共同富
裕”的最终实现终于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使千百年来绝大多数民众对“共同富裕”的美好憧憬和不懈追求变得越来越明朗和清晰了。
（一）社会主义革命导师的早期的理论研究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的公正问题的认真研究，其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未来的社会要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灭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公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基本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民众基础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预言未来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这就是人们追求未来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动力。列宁也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和生活问题作出以下论述：“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的劳动者过上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3］
（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的研究与认识毛泽东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的1955年，最早就使用了“共同富裕”的说法。他说：“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4］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有把握”，是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来阐述的。邓小平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时期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和继承马列主义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提炼，更加简洁明确地作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新概括，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5］他还告诫人们：“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5］此外，邓小平还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层次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
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5］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5］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5］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了在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认识；在政府调节职能的问题上提出了“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认识。他还指出：“理顺分配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任务，目前分配领域存在突出的问题，一是国民收入过分向个人倾斜，国家所得太少；二是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产生新的分配不公；三是分配秩序混乱，甚至有些单位失去控制。”“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6］“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彻底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本质追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任务：“我国现阶段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全面促进人的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享用的理念”；胡锦涛总书记还提出了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上做到公平与效率兼顾，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同时还应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使中等收入者占到多数，创造机会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品，缩小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差距，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三）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新诠释和新实践
温家宝同志在2011年指出：促进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维持社会和谐的首要任务便是要解决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所出现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围绕坚持开放、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思想，促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合理有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指出，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要着力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并且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及经济发展的方向从过去的规划所追求“国强”向当前计划规划的“民富”转变。“十二五”规划中“民富”的目标和任务，是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科学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的具体体现。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包容性增长”最早是亚行在2007年8月的一次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的概念。按照亚行的解释，“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等。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理念的认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从“国富”转向“民富”的新执政理念，我们将着力促进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这样更加有利于推动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与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是将这两个理念和目标更加具体化的表述。
在“包容性增长”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理由期待公正的收入分
配制度能尽快构建并化为现实。真正解决干多挣少、利益不均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近几年来，这样的议题不仅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共识，且已成为公共政策改革的重点。
结合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包容性增长”是要加强社会建设，促进就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社会各面缩小贫富差距带来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贯彻“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具体目标在于，各级政府要履行好责任，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水平，让更多的群众收入提高。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施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包容性增长”同时也是提高人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办法。“包容性增长”理念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体现出更加关注民权民生的新型发展理念，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创构社会的经济共荣、和谐共生和成果共享。
三、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内涵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既然科学社会主义立说之基和所有的马列主义导师和革命领袖们都将“共同富裕”认同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追求目标，并且为今天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中国
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在为此努力奋斗，那么，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科学而准确地界定“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本文认为，这个内涵和特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富裕”是首要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一个“量”的标准社会主义之所以最终要代替资本主义，其主要理由是社会主义能够解脱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最终让新型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地充盈，人民生活无论是在“质”或是在“量”上都能比过去任何时代有极大的提高。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性、优越性及与其他任何形态社会制度的区别性之所在。“富裕”是指人民已摆脱了温饱需求的初级状态，进入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人民生活水平无论是横向纵向比较均更为优越，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社会总财富十分充裕，国家综合实力空前强盛的状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的那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真正做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扩张社会财富的总量，这样，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二）“共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富裕的“质”的规定性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关系较封建社会的进步性而能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快速发展，也会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而实现富裕。然而，这种富裕是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聚敛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富裕”。因其将市场机制作为绝对的主导机制而必然
导致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现象不可避免，且还会不断延伸，其结果必然导致绝大多数人相比较而言的相对贫困和极大的社会不满情绪。当两极分化和社会不满由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社会承受”临界点”时，必然会引发质变，人民会以“革命性”的手段终结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的状态，以寻求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方式最终促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过程是一个“自觉”的过程
列宁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的劳动者过上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5］
毛泽东同志也讲过：“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4］这种“有把握”的承担主体及我们前面谈到的“兼顾公平”的调控主体必然地和唯一地须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来担当。当社会财富的拥有差距和收入差距加大到危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甚至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之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就理所应当地站出来运用一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来加以协调和控制。
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政府”，社会主义的一切国家机器都应在促成“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作用上发挥各
自的机能，一切调控都是应有前瞻性、方向性、计划性和目的性的事前调控。否则，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质的差异及优越性的所在，更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首先要明确的是，共同富裕并不等于社会财富绝对的平均，而且它也有其阶段的、地区的、行为主体的发展的局部不平衡性。现代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的研究表明，“公平与效率”永远是处在一种相悖的自然状态。一个社会寄希望于财富占有均等、收入水平相当，那么这个社会就将失去创造财富、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对个人财富的不懈追求是商品社会得以繁荣发展永恒的动力”这一社会经济规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市场机制自身无法克服的这一局限将永无止境地拉大利益主体之间收入及财富的差距，阻碍社会公平的实现。财富积累的自然化差距将可能从量变引发质变，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来寻求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方式。因此，“效率和公平”这两个目标就必须由两个以上的操控主体和方法来进行分别的操控，以实现其相对稳定的均衡态势，促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天我们倡导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来左右微观效率，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用“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兼顾社会公平。而社会生产力不均衡性，区域资源分布、社会文化的
发育程度等等各方面客观存在历史、自然、人文的差异性，因此，各经济利益主体的财富拥有和收入水平必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或不同类型行业之间是存在量上的差异的。也就是说，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一个由执政党主导的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
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已经指出：尤其对于我国而言，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目标是要达到共同富裕。然而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不会自动实现。世界历史证明了实现国家在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必须首先达到社会进步，社会和谐。因此，通过市场经济之路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和目标。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同，其在立说之初和实践之时，始终将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富裕置于全体社会成员均能享有的“共同”的平台之上，即追求一种“大同”目标，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富裕在短时期内，局部区域内出现的暂时不平衡性的矛盾也是“良性”的和在制度范围内可以自觉调控、最终解决的，这一特点是由社会制度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四、结语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实质，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各个主体以及他们所归属的国家如何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的问题。它既体现了人们对新增财富的贡献情况和获取权力，也充分体现了主权国家和执政党在分享新增社会财富问题上的态度和追求。作为以“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为指针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以追求“和谐社会”与“包容性增长”的国家政府而言，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应该、必须、也能够有所作为，最终带领全中国人民奔向马列主义导师和革命领袖们都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参考文献］［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江泽民.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十一届四次会议全国两会工作报告［r］.2011-3-4.
篇三：共同富裕观点和看法
共同富有理解作文我对共同富有的理解作文【最新2篇】共同富有理解作文：什么是共同富有?我认为包含两个层面，既要物质上共同富有，又
要精神上共同富有。物质层面，关系到百姓的衣食住行用，让生活有保障，是共同富有
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内涵。而精神层面，则是让生活有温度，是共同富有必不行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一名基层民情民访代办站代办员，我觉得精神层面更需要得到关注，精神富有比物质富有更重要。在我从事代办员这些年，我发觉，现在人们的生活基本都有保障了，但文化生活方面，特殊是老年人，还有待进一步丰富。社会冲突削减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社区"一家亲'，相处有礼有节，走到哪都有家的温存，这是我理解的精神层面的共同富有。
如何推动精神层面的共同富有建设，我认为，首先要提高人的素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他们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走共同富有道路。这就要提升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乐观主动关怀没有富有的人一起进步，一起提高生活水平。
其次要加强社会基层治理工作。凡事以"和'为贵。和谐社会是共同富有的政治保障。如今我所做的，就是每天接待需要化解冲突纠纷的群众，将社会不稳定因素阻挡在萌芽状态。在调解中，时间特殊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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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产生初期就想方设法去化解，避开小纠纷演化成大冲突，进而导致悲剧消逝。从事调解工作已经八年多，我期望更多人加入到这个队伍，敢于面对冲突纠纷，传播好人好事的正能量，让这社会布满爱。
同时，要加大对老年人，特殊是独居老人的人文关怀，赐予他们更多关爱。现实中，我经常遇到有老人由于缺少子女的陪伴，被一些打着健康保健、外出旅游幌子的骗子钻了空子，多年攒下的积蓄全被骗走。对子女来说，在外打拼不易，工作在繁忙也要多设身处地考虑老人的感受与现实困难，即便不能常回家看看，也经常打电话回家。对基层组织和社区来说，可以组织志愿者队伍，多开展一些文艺活动，为老人送去欢快，有条件的还可以建设一些活动中心与养老公寓。共同富有理解作文：
共享，往往制造一种奇特的意境，引领你走向成功之路。题记共享，是一笔财宝。世界上最宏大的运动莫过于足球，足球就是一种共享运动，场上的十一个人都在不断的合作和共享，制造机会，擅长合作的球队往往会制造奇特的进球。世界上有两种足球，一种是巴式足球，一种是英式足球，巴式足球，自古以来，以共享传球为基础百年以来始终连续到现在。英式足球以力气见长。以个人突破为基础，就谈不上共享。当巴式足球遇上英式足球，不用说，你就知道，巴式足球确定会取胜，今年的欧洲冠军联赛就诠释了这一点，巴塞罗那战成功曼联。共享，是一把钥匙。篮球是一种炙手可热的运动，而篮球的至高境界莫过于总冠军，这始终每个球员的幻想，无兄弟不篮球。共享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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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无形的钥匙，他能打开幻想的大门。去年的总冠军湖人队止步其次轮，湖人队自古以来以共享见长，但今年的他们各自为战，产生不和谐的因素。正如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这里的人和关键在共享。大家都知道"黑八'的灰熊吧，由于他们共享成功是必定的。
共享，是一条好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以爱国者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带领着中国人民制造财宝，始终代表最宽敞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有，共享是全国人民上下团结，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共享也使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共享，往往制造一种奇特的意境引领你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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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共同富裕观点和看法
4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有把握是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来阐述邓小平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时期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和继承马列主义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提炼更加简洁明确地作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新概括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摘要：共同富裕理论如同一条红线，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贯穿起来，一脉相承，最终得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高度一致的结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经典论述；本质属性；完整内涵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就曾高度概括过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将“实现共同富裕”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的经济目标。今天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变革，在给国家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群体性的矛盾日渐凸现，表明当代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矛盾多发的时期，普惠性的改革已经让位于利益分配的改革。其中，贫富差距问题和分配机制不合理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和尖锐。一、“共同富裕”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
创造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一切善良的人们的美好愿望，更是一切有识之士和进步力量不懈追求的目标。人们憧憬在这种“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里，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到人类改造自然后创造出来的共有的充盈和富足；人人享有机会上的平等和经济地位上的尊严，个人的存在需要、关系需要和发展需要均得到充分的满足，人与人之间少一些由于私欲和个人占有带来的尔虞我诈，多一些彼此关爱和温馨；人们不再需要为衣食温饱等较为低级的存在需要而奔劳，可以在充裕的物质基础的支持下为人的全面发展多作考虑。
然而，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多数人由于财富创造能力的不足而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只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梦想。
当人类社会进入了生产力逐步发展提高的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制度主张的是私有制“至高无上”的天条和制约于社会体制的质的规定性，必然导致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资本家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无产阶级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1］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其他一切阶级社会形态的前提
下，社会制度造就要么是“共同贫困”，要么是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事实的社会的必然，因而“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和追求是根本不可能在这些制度下实现的。这种“不可能性”首先缘于社会制度“质”的规定性；其次，是在此“质”的规定性指导下国家公共权力对收入分配干预意识和能力的制度的局限性。
而源自英国人莫尔1516年构想的“经济空前繁荣、财产社会共享、人人参与劳动和按需分配”的乌托邦开创了人类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经过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不断补充和完善，空想社会主义使世界各国民众朦胧地看到了在一个美好的社会制度中实现世代所期望的“共同富裕”的希望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空想社会主义仅仅将这些美好的构想停留在寄希望于人们自觉地唤醒内心“理性”的基础上，凭空幻想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社会，因而，“共同富裕”的追求在空想社会主义这里必然只能成为永驻善良人们脑海中的一幅永远无法兑现的海市蜃楼。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科学社会主义经过理论和实践两次飞跃后，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的剖析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的不可调和矛盾的关系中真正找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途经，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并进一步变成了现实和多国实践。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共同富
裕”的最终实现终于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使千百年来绝大多数民众对“共同富裕”的美好憧憬和不懈追求变得越来越明朗和清晰了。
（一）社会主义革命导师的早期的理论研究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的公正问题的认真研究，其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未来的社会要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灭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公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基本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民众基础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预言未来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这就是人们追求未来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动力。列宁也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和生活问题作出以下论述：“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的劳动者过上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3］
（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的研究与认识毛泽东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的1955年，最早就使用了“共同富裕”的说法。他说：“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4］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有把握”，是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来阐述的。邓小平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时期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和继承马列主义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提炼，更加简洁明确地作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新概括，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5］他还告诫人们：“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5］此外，邓小平还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层次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
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5］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5］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5］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了在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认识；在政府调节职能的问题上提出了“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认识。他还指出：“理顺分配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任务，目前分配领域存在突出的问题，一是国民收入过分向个人倾斜，国家所得太少；二是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产生新的分配不公；三是分配秩序混乱，甚至有些单位失去控制。”“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6］“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彻底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本质追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任务：“我国现阶段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全面促进人的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享用的理念”；胡锦涛总书记还提出了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上做到公平与效率兼顾，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同时还应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使中等收入者占到多数，创造机会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品，缩小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差距，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三）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新诠释和新实践
温家宝同志在2011年指出：促进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维持社会和谐的首要任务便是要解决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所出现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围绕坚持开放、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思想，促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合理有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指出，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要着力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并且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及经济发展的方向从过去的规划所追求“国强”向当前计划规划的“民富”转变。“十二五”规划中“民富”的目标和任务，是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科学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的具体体现。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包容性增长”最早是亚行在2007年8月的一次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的概念。按照亚行的解释，“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等。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理念的认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从“国富”转向“民富”的新执政理念，我们将着力促进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这样更加有利于推动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与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是将这两个理念和目标更加具体化的表述。
在“包容性增长”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理由期待公正的收入分
配制度能尽快构建并化为现实。真正解决干多挣少、利益不均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近几年来，这样的议题不仅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共识，且已成为公共政策改革的重点。
结合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包容性增长”是要加强社会建设，促进就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社会各面缩小贫富差距带来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贯彻“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具体目标在于，各级政府要履行好责任，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水平，让更多的群众收入提高。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施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包容性增长”同时也是提高人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办法。“包容性增长”理念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体现出更加关注民权民生的新型发展理念，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创构社会的经济共荣、和谐共生和成果共享。
三、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内涵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既然科学社会主义立说之基和所有的马列主义导师和革命领袖们都将“共同富裕”认同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追求目标，并且为今天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中国
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在为此努力奋斗，那么，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科学而准确地界定“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本文认为，这个内涵和特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富裕”是首要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一个“量”的标准社会主义之所以最终要代替资本主义，其主要理由是社会主义能够解脱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最终让新型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地充盈，人民生活无论是在“质”或是在“量”上都能比过去任何时代有极大的提高。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性、优越性及与其他任何形态社会制度的区别性之所在。“富裕”是指人民已摆脱了温饱需求的初级状态，进入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人民生活水平无论是横向纵向比较均更为优越，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社会总财富十分充裕，国家综合实力空前强盛的状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的那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真正做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扩张社会财富的总量，这样，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二）“共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富裕的“质”的规定性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关系较封建社会的进步性而能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快速发展，也会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而实现富裕。然而，这种富裕是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聚敛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富裕”。因其将市场机制作为绝对的主导机制而必然
导致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现象不可避免，且还会不断延伸，其结果必然导致绝大多数人相比较而言的相对贫困和极大的社会不满情绪。当两极分化和社会不满由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社会承受”临界点”时，必然会引发质变，人民会以“革命性”的手段终结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的状态，以寻求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方式最终促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过程是一个“自觉”的过程
列宁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的劳动者过上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5］
毛泽东同志也讲过：“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4］这种“有把握”的承担主体及我们前面谈到的“兼顾公平”的调控主体必然地和唯一地须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来担当。当社会财富的拥有差距和收入差距加大到危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甚至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之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就理所应当地站出来运用一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来加以协调和控制。
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政府”，社会主义的一切国家机器都应在促成“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作用上发挥各
自的机能，一切调控都是应有前瞻性、方向性、计划性和目的性的事前调控。否则，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质的差异及优越性的所在，更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首先要明确的是，共同富裕并不等于社会财富绝对的平均，而且它也有其阶段的、地区的、行为主体的发展的局部不平衡性。现代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的研究表明，“公平与效率”永远是处在一种相悖的自然状态。一个社会寄希望于财富占有均等、收入水平相当，那么这个社会就将失去创造财富、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对个人财富的不懈追求是商品社会得以繁荣发展永恒的动力”这一社会经济规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市场机制自身无法克服的这一局限将永无止境地拉大利益主体之间收入及财富的差距，阻碍社会公平的实现。财富积累的自然化差距将可能从量变引发质变，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来寻求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方式。因此，“效率和公平”这两个目标就必须由两个以上的操控主体和方法来进行分别的操控，以实现其相对稳定的均衡态势，促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天我们倡导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来左右微观效率，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用“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兼顾社会公平。而社会生产力不均衡性，区域资源分布、社会文化的
发育程度等等各方面客观存在历史、自然、人文的差异性，因此，各经济利益主体的财富拥有和收入水平必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或不同类型行业之间是存在量上的差异的。也就是说，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一个由执政党主导的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
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已经指出：尤其对于我国而言，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目标是要达到共同富裕。然而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不会自动实现。世界历史证明了实现国家在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必须首先达到社会进步，社会和谐。因此，通过市场经济之路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和目标。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同，其在立说之初和实践之时，始终将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富裕置于全体社会成员均能享有的“共同”的平台之上，即追求一种“大同”目标，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富裕在短时期内，局部区域内出现的暂时不平衡性的矛盾也是“良性”的和在制度范围内可以自觉调控、最终解决的，这一特点是由社会制度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四、结语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实质，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各个主体以及他们所归属的国家如何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的问题。它既体现了人们对新增财富的贡献情况和获取权力，也充分体现了主权国家和执政党在分享新增社会财富问题上的态度和追求。作为以“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为指针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以追求“和谐社会”与“包容性增长”的国家政府而言，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应该、必须、也能够有所作为，最终带领全中国人民奔向马列主义导师和革命领袖们都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参考文献］［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江泽民.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十一届四次会议全国两会工作报告［r］.2011-3-4.
篇五：共同富裕观点和看法
实现共同富裕心得体会三篇什么是共同富裕？我认为包含两个层面，既要物质上共同富裕，又要精神上共同富裕。
物质层面，关系到百姓的衣食住行用，让生活有保障，是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内涵。而精神层面，则是让生活有温度，是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一名基层民情民访代办站代办员，我觉得精神层面更需要得到关注，精神富有比物质富有更重要。在我从事代办员这些年，我发现，现在人们的生活基本都有保障了，但文化生活方面，特别是老年人，还有待进一步丰富。社会矛盾减少了，邻里关系更和睦了，社区一家亲，相处有礼有节，走到哪都有家的温暖，这是我理解的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
如何推进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建设，我认为，首先要提高人的素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____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他们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走共同富裕道路。这就要提升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主动帮助没有富裕的人一起进步，一起提高生活水平。
其次要加强社会基层治理工作。凡事以和为贵。和谐社会是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如今我所做的，就是每天接待需要化解矛盾纠纷的群众，将社会不稳定因素阻止在萌芽状态。在调解中，时间非常宝贵，在矛盾产生初期就想方设法去化解，避免小纠纷演变成大矛盾，进而导致悲剧出现。从事调解工作已经八年多，我希望更多人加入到这个队伍，敢于面对矛盾纠纷，传播好人好事的正能量，让这社会充满爱。
同时，要加大对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的人文关怀，给予他们更多关爱。现实中，我经常碰到有老人因为缺少子女的陪伴，被一些打着健康保健、外出旅游幌子的骗子钻了空子，多年攒下的积蓄全被骗走。对子女来说，在外打拼不易，工作在繁忙也要多设身处地考虑老人的感受与现实困难，即便不能常回家看看，也经常打电话回家。对基层组织和社区来说，可以组织志愿者队伍，多开展一些文艺活动，为老人送去欢乐，有条件的还可以建设一些活动中心与养老公寓。
实现精准扶贫，深入调研、准确识贫是前提。富裕的生活大体相似，而贫困的原因各有不同。各地要改变以往大水漫灌、手榴弹炸跳蚤的工作方式，深入调查，把扶贫对象摸清，把家底盘清。
扶贫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实施项目之初要尊重群众，积极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了解他们对未来的规划。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党员干部要有扶危救济的担当和准确的自我定位，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而不是自我标榜道德高地，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不断的反驳群众的意见。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和前提。____同志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他还指出，新__成立前，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
脱贫攻坚必须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确保各项扶贫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取得全面胜利。要层层落实责任。坚持党的领导，五级书记一起抓，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落实贫困县主体责任，促使其把
主要精力用在扶贫开发上。落实相关部门的行业扶贫责任，把扶贫任务优先纳入行业规划并认真实施。
现在，我们党就是要领导广大农民脱贫困、奔小康，就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是社会主义。
党的_大以来，____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__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推动__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对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____扶贫论述摘编》共分8个专题：决胜脱贫攻坚，共享全面小康；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____总书记对扶贫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让我深刻认识到当下扶贫工作的重要性，也让对扶贫工作的落实、监督、制度和总体目标有了深入的认识。
做好精准扶贫，首先，必须落实好精准识别。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在精准。而精准扶贫的关键又是能不能精准识贫。当前，各地脱贫攻坚的进度日新月异，脱贫人口与日俱增，如果不能精准识贫，不仅不能让真正意义上的贫困人口脱贫，还会损害政府的形象。要真正做到精准扶贫，就得精确摸底。其次，必须落实好精准施策。精准扶贫意味着精准施策，精准施策才能精准发力。因此，必须聚焦脱贫致富的瓶颈制约，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扶持措施，解决关键问题。要从各地实际出发，按照一村一策、一户一法原则，针对贫困村户不同情况，确定扶贫项目，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再者，必须落实好精准管理。管好、用好扶贫资金，既是党和国家赋予监管部门的重大责任，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所在。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对扶贫专项资金强化监督，但扶贫资金跑冒滴漏现象仍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则在于监管乏力。因此，必须强化对扶贫政策措施落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扶贫项目实施管理、脱贫目标任务完成等方面的监管，把扶贫工作运行纳入阳光、法治轨道。
精准扶贫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全乡镇党员干部正如火如荼进行，那么，如何抓好精准扶贫工作，形成齐抓共管、上行下效的良好氛围，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点：一要积极参与部门定点扶贫。要充分发挥所在单位和机关党员干部的自身优势，统筹帮扶资源、整合帮扶力量，因村施策，做好组织动员、进度安排、推动实施等工作，帮助定点联系贫困村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协调帮助联系贫困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问题。二要扎实开展结对帮扶。党员干部要采取一帮一、一帮几、几帮一的方式，对所联系的贫困户实行定人、定责、定时帮扶，因户制宜确定帮扶内容。三要深入基层，深入贫困村贫困群众，帮助贫困村贫困户制定扶贫规划，做到项目规划到户、脱贫效果到户，结合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和民政救助政策，切实解决贫困户吃饭、穿衣、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两不愁、四保障方面的问题。四要帮助困难群众出点子想法子，共同谋划发展新思路新举措，坚持以产业为支撑，因地制宜帮助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特色增收致富产业，尤其要帮助发展一批周期短、效益大、可持
续增收的产业。五要坚持扶贫先扶志，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坚定信心、不等不靠、苦干实干，依靠自身努力增加收入，改变落后面貌。
精准扶贫，责任重于泰山，党员干部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必须发挥表率作用，时刻保持知难而进、克难而上的豪情锐气，在困难面前站得出、危难关头豁得出，不计个人得失，事事想在前头、处处赶在前头，不遗余力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篇六：共同富裕观点和看法
1p172在他看来中国现在还比较落后如果走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绝大多数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及其践行价值
作者：李炳炎杨善奇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02期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根本原则，共同富裕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其物质条件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其实现途径是先富带动后富。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强调以人为本是共同富裕的本质与核心，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可持续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是防止产生两极分化的理论武器。[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科学发展观；两极分化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2-0020-09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尽管共同富裕思想源远流长，但随着空想社会主义被改造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人类共同富裕的理想才变为科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了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这个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主要内容（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根本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特别强调共同富裕。他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上述是邓小平讲话、谈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思想，这个主题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尽管20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富裕和贫穷有深刻的感性体验，但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对待贫富问题长时间陷入理性的迷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我们还按战争年代的那种朴素的思维模式，把国人排列到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的方阵中：穷人者，好人也；富人者，坏人也。于是，人人忌富、怕富，谈“富”色变。“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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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1]（P115）。由此造成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发展到后来好像越穷越革命、越穷越社会主义，贫穷成了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富裕成了谬误和罪恶的渊薮。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探索，在社会主义应该贫穷还是富裕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邓小平深刻批判了“四人帮”主张的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P312）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3]（P52-53）；“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P265）。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P14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P364）；“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在上述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根本目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与最终目的统一起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共同富裕的构想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界定，成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主干。（二）共同富裕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直接目的。剥削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也只有在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被消灭。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剥削制度早就被消灭了，但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不能对奴役劳动者行为依法进行有力打击，对收入差距扩大适当加以限制和调整，新中国成立后早已绝迹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就有可能死灰复燃，也可能出现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强，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P111）怎样才能保证不走邪路？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P149）他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P172）在他看来，中国现在还比较落后，如果走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绝大多数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三）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是大力发展生产力1.发展生产力是消除贫穷的前提，只有消除贫穷才能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消灭贫穷。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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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P128）；“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2]（P128）。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矛盾，但其中有一个矛盾居于主导地位，决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P182）邓小平把“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和“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看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强调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本来就应该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邓小平论证了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原因。首先，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P116）其次，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而不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来的，贫穷的现实决定我们首先要消灭贫穷。邓小平说：“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10）同时，我们现在搞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为“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1]（P265）。另外，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叫共产主义[1]（P137），而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他指出，从来就没有贫穷的共产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P52-53）。2.发展生产力能为走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必然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这就意味着：第一，共产主义社会是典型的共同富裕的社会，是共同富裕的最完美、最典范的表现形式；第二，既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就要尽可能地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第三，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加快共同富裕的步伐，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阶段的目标；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又是共同富裕的完美形态，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P137）。根据以上分析，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原则的高度：“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P172），其中发展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共同富裕是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原则。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加以概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的首要方面，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四）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先富带动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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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怎样实现共同富裕讲得最多、最明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和带动发展慢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最具创造性的思想，是对共同富裕的一种规律性认识。在这个构想中，先富是作为后富和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一开始就被共富目标所规定。在先富、后富、共富链条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这个大政策以承认差别、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切入点，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1]（P155）。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力量，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新办法”。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第一，共同富裕只有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才能逐步实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这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由于历史、地理、传统和文化等原因，我国现实生产力存在着多层次、非均衡的特点，物质基础、资金积累、生产条件、劳动资源都不一样。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先发展，条件差的创造条件、逐步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最终消除差别。第三，在我国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中，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经营水平和机遇不同，分配方式不同，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自然不会一样。第四，就劳动者个体而言，人们的智力、体力和技能不同，所处的环境、地区和就业部门、单位不同，再加上家庭人口不同，平均收入和实际富裕程度也不一样。总之，由于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其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等差别的存在，决定了共同富裕绝不可能是同时富裕、齐步走。因此，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让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拉大了我国东西部的贫富差距，但终究是我国共同富裕实现过程的开始，是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量的积累，是共同富裕的局部实现。部分先富说到底只能是手段、途径而非目的，不能总是停留在部分富裕阶段，让部分人富裕而另一部分人贫穷。所以，邓小平随后又及时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P277-278）可见，“两个大局”是对一个大政策的深化和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个具有战略性、步骤性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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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不是搞两极分化，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也不容许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中坚定不移的原则。邓小平对先富和两极分化的关系给予了斩钉截铁的回答：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路。他设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并初步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1]（P374）“对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1]（P111）先富帮后富是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也是先富起来的个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当然，国家必须在政策和法律上保护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不允许随便向他们搞摊派、拉赞助，随便吃大户。当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收入分配有可能出现差距过大甚至是两极分化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一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要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对于防止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过大起到巨大作用，“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4]（P470）。在这方面我们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和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既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一）以人为本是共同富裕的本质与核心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有一个最基本的立足点：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第一，实现共同富裕为人民。邓小平一再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P155）；“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1]（P255）。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就是说，人民应成为社会财富的享有者，实现最大的权益。第二，人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定性力量。邓小平反复讲，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要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第三，一切遵从人民的意愿。邓小平说自己是“人民的儿子”，提出要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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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一定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1]（P312）。他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1]（P381）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体现的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标准是其深刻蕴含着的本质与核心。我们党进一步强化这种本质与核心，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人为本与此是完全相通、一脉相承的。共同富裕思想始终贯彻着人民是主体、人民是主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价值观，以人为本则是这一思想内涵顺理成章的引申和升华。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奋斗的最高理想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大利益为最高准则。胡锦涛指出，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始终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要始终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决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要始终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坚持以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根本准则。这就把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即由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上升到了党要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理念。（二）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把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认为发展（首先是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他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认为两大文明都建设好了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P208）由此可见，邓小平所强调的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要求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这同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致的。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我们党对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认识日益提高，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全面发展”，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它向我们指明，全面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人民的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在物质生活已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就更迫切得到相应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向富裕、民主、文明三大目标协调推进。因此，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注重“三大文明”一起抓，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样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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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所讲的共同富裕，既强调“富裕”又强调“共同”，其实质是反对和防止两极分化，让全国人民都享受富裕美好的生活。但“共同”不是“同步”，更不是“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一个理想的最终目标，其实现需要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具体途径是“先富带后富”和区域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题中之义，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协调则是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强化。从上述构想可以看出，拉开收入差距是为了最终消灭差距，支持一部分地区先富的目的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协调发展的辩证法。尽管我国已经达到了总体小康水平，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东西地区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发展进程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我国的发展进入了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期，它可能有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不好，社会出现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社会的动荡。针对新的发展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加大宏观调整力度、实现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突出强调协调发展，明确提出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和自然、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基本要求。党中央已经决定实施一系列战略举措：一是在党的十五大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决定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通过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实现全国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二是突出解决“三农问题”，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税费改革基础上，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的一体化发展；三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尽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提高最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在奔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中，统筹与协调的力度在加大，我国经济社会将在更高层次上稳步发展。（四）可持续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式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中包含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一，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统一。邓小平指出：“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2]（P196）他认为“大跃进”式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不仅没有给经济建设带来真正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因此，他强调一定要注重经济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走出一条发展速度既快、经济效益又好的新路子。其二，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他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2]（P163-164）所以，他强调坚持计划生育，合理利用资源。其三，强调运用高新科技推动经济发展。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求“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1]（P279），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他多次讲“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1]（P183），强调“要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P129），并且“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1]（P378）中国的发展方式既要立足国情、立足当前，又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高新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合理利用资源，用尽可能少的投入和较低的消耗求得最好的质量、最高的经济效益。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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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是防止产生两极分化的理论武器（一）马克思关于两极分化的观点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本质的范畴，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马克思针对两极分化指出：“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6]（P781-782）资本主义积累“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P708）。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两极分化现实可以得出结论：两极分化是体现社会本质的阶级范畴，它表明社会出现了一个阶级，他们人数不多却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作为统治生产者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无偿占有别人创造的剩余劳动；同时，广大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从而产生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两极，一极是资本家阶级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因此，两极分化与阶级分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两极分化就是阶级分化。（二）共同富裕理论是正确处理收入差距扩大的理论依据正确认识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是正确处理分配矛盾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认识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是否正常？应不应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为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正确认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必须深入理解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客观认识适度拉开收入差距的必要性。首先，要看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背景。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扩大是反对平均主义的需要。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2]（P152）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文革”结束不久，国民经济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社会上“仇富”和“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极大摧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全国人民处于共同贫困之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平均主义枷锁，收入差距拉开对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具有重要作用。其次，要看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后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拉开、贫富差距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分配领域的矛盾，但这是促进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不会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和人民的丰衣足食，没有收入差距的适度扩大就不会有城市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腾飞。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适度拉开分配差距是打破平均主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措施，收入差距适度拉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已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证明。邓小平既主张适度拉开收入差距以不断刺激劳动效率，又反对分配差距过大以免造成两极分化，且提出先富应当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主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认为应当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合理的限度是什么，目前我国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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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是否处于合理范围？思考这些问题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国际经验数据对比。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居民总体基尼系数小于0.2，这个指标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收入分配呈高度平均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基尼系数逐渐变化，1981年～1989年从0.288上升到0.349，1989年以后迅速持续上升，目前达0.53或0.54，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第二，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库兹涅茨提出著名的“倒U假说”认为，分配差距的变化通常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先扩大、后缩小。阿鲁瓦利亚将60个国家区分为低收入国、中下收入国、中上收入国、市场经济工业国四大类，认为中下收入国家基尼系数最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20世纪90年代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是塞拉利昂、巴西、危地马拉、南非和巴拉圭等，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则远低于这些国家，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美国1997年为0.408，英国1991年为0.361，法国1995年为0.327。大体印证了上述结论。基尼系数的变化规律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要求，也印证了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客观真理性。我国正处于中下收入水平，基尼系数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有升高的可能性。第三，我国的国情。我国是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有重人情、讲平均的传统，比较侧重于公平。同样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基尼系数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也低于经济水平大体相当的拉美国家。考虑东方文化的背景，我国不可能容纳高收入差距，必须将城乡总体基尼系数控制在0.5以内。（三）共同富裕理论是科学认识和处理两极分化的理论依据防止两极分化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收入差距已处于非正常范围之内，而且近年还在持续扩大，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我国正在进行深入的市场经济改革，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越来越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机制本身具有经济分化的功能，极易引起社会分配矛盾加剧和两极分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经历过两极分化的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尽管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市场机制在这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如果国家调控不好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防止两极分化必须反对任凭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收入差距的倾向，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基尼系数的下降不仅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且往往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19世纪欧洲广泛的罢工浪潮和近年来部分拉美国家的动乱都说明了这一点。拉美的事实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国家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凭两极分化存在，最终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危及社会经济发展。邓小平早就非常关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1992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7]（P1356-1357）1993年进一步强调，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7]（P1364）。在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中，有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严重性、克服的艰巨性、解决的可能性、分配调节政策的合理性等都有涉及，这为我们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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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邓小平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在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产品的分配方式，而分配方式直接决定着社会成员财富的多少，即社会成员的贫富状况。邓小平认为，除了制定政策时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以外，还必须从社会经济制度上予以保证，而且只有社会经济制度上的保障才是最根本的保障。邓小平把这一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关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共同富裕的保障的思想。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邓小平首先看到了与贫富差距直接相连的分配制度，认为资本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的直接起因是分配制度、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能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邓小平在1985年6月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1]（P64）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由公有制决定的，邓小平沿着这条思路在1984年10月预言，“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1]（P90-91），因为我们“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1]（P91）。当他认识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对保证“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具有决定作用时断言：“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1]（P91）1985年以后，邓小平形成了系统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共同富裕保障的思想，并先后四次直接把“公有制”和“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是在1985年全国科技大会期间，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1]（P110）；“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P111）。第二次是1985年8月28日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P138）这里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虽然没直接说共同富裕，但是从共同富裕的反面来说的，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他还说：“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P139）显然，这既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预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要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第三次是1985年9月23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第四次是1985年10月23日，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P149）邓小平深知，如果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共同富裕就成为泡影，“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P149）。显然，这句话是他对二者联系的最集中的表述。在1992年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概括进去，但把公有制主体地位导致的结果即“消除两极分化”概括进去了。因为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才能消除两极分化，也才能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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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责任编辑：陈文杰